叶伟立个展：古董级垃圾研发公司

展期：2016年1月22日—3月5日
地点：汉雅轩

策展引言
创业：叶伟立的古董级垃圾研发公司
叶伟立自白，引出此项目的因由是为了表述身份，因为跟别人说不清楚他跟学生在垃
圾堆里捡东西是在干什么。由于社会身份似乎只能以经济关系界定，他被别人介绍为古董商；于是，垃圾、艺术品、商品三者被捆绑一起。三者的身份转换依赖了艺术机制，因为艺术机制提供价值，能够转化无用的东西（没有确定价值）。虽然”艺术”本身似乎不容易解释”做艺术”是在做什么”事”，可是又确实有能耐把没有实用功能的事物，变成值得琢磨研究、有身份有价值的物品。于是叶伟立的社会身份又从捡垃圾的古董商转成”艺术家”。
自他从美国回归台湾以后，叶伟立近十来年的工作，的确围绕着建构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在进行，他对个人的身份关怀被投入了几个针对被时代淘汰的建设项目，作为长期的深入”研发”。这些超过了”有效使用期”的遗物，对社会来说是准”废物”，只能期待一种叫做”艺术”的工作来对他们重新研发。否则，社会经济运作的”开发”只会看到一些尴尬的废物；譬如宝藏岩这片破房区，其社会价值在于被它们障碍的土地面积，所以”开发”就是把这些破房拆除，清理出当下的经济效益。”艺术”珍惜这些破房承载的另一个时空和蕴含的生命能量，所以企图”研发”这时空的讯息把它带回来作为今天的养分。
不过叶伟立作为”艺术家”这回事也有点奇怪。他在一个废墟勤奋的忙几年，最后的主要工作证据只有几十幅照片。这种”艺术”到最近的古董级垃圾才稍微提高产量，在照片之外增加了垃圾合并体的立体物。叶伟立以前在美国念书期追拍摇滚歌手，发现叙述的深度有赖音乐会结束后残留的现场废物。回到台湾后的两项主要工作，宝藏岩和日新街电影院，都是介入带有历史记忆的废置地。荒置的现场被他改造作为各种社会活动空间，如摄影工作室、现场遗物的考古展览馆、茶寮等。前提是以就近被遗弃的无用物品为素材。不过，为什么他在大量工作中只选择留下这么有限的影像纪录？
从丧失功效的废物变成艺术物，之间的身份转化有赖叶伟立的艺术工作，这种工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比如说宝藏岩的建筑改造：在于建筑本身只能算是极其简陋的基础工程，充其量只能说它带有建筑创意的奇想；带社会功能的茶馆、摄影工作室、公园都不比一般商业运作更有效；只有废物展览厅直接指向”艺术”的秘密，可是在宝藏岩这个地方更像是对于景点的近代考古。宝藏岩的艺术转化似乎主要来自叶伟立大量劳动之后的摄影作品。当艺术家离开这里的驻村计划，他所盖的各种建筑和文物（废物）展览馆又被后来者销毁重盖，留下的摄影更成为过去时代的最后实物，代表了宝藏岩一度作为一个乌托邦奇想的唯一历史证据。
摄影留下的视觉记忆，不仅是灵光闪亮的一刹那，不单是这刹那与前后无数刹那的决绝一别。摄影的份量在于把带着记忆厚度、经验深度的过往变成被朝圣的神物。它承载的不是总体的完整经验，不是学问考据，不是全部历史；它承载的是资料残缺、让人惋惜、追怀的灵光一闪。叶伟立的摄影让一个无名份的、过了有效使用期限的地方成为历史地点，可是宝藏岩与日新街电影院的物理地点不会成为朝圣地，它们只能作为记忆随着艺术家的艺术劳动进入艺术的历史。
叶伟立的创业，他的古董级垃圾研发公司，应该是相通于博物馆缘起的共业（共孽）。博物馆和民族文化馆的分类收藏把少量的物品提升为某种文化的代表，甚至作为某些文明曾经存在过的仅有证据。感动观众的造型美不见得在当时的生活中同样感动使用者，但在博物馆里面作为视觉经验的对象，这些物品的功能被转化为审美的体验。于是不同级别、不同文明的物品可以并置而作为民族学对不同文明模拟的学术研究；不同功能的物品可以因为图式的关连而被并置。从生存世界抽离的物品，与其他不相干的物品并置而产生新意义，在这点上，当代装置艺术与博物馆同功。叶伟立的垃圾物品能够被”研发”也赖艺术馆的功能。他的”作品”不在于制造或改造某件装置物，而在于对物品身份的质疑，进而提出了身份转换的具体解答。
叶伟立的解答是把个人身份等同了旧地和旧物的身份。旧地旧物勾起对具体地方的过去时光的怀想，但那是有距离的；那是他人的过去。只有通过叶伟立本人的奇想与长期的劳动改造，通过物质的、生活的参与，和重新发掘旧地旧物的使用功能的努力，过去的历史才再焕发新生命。由此，叶伟立的劳动参与同时也把他自己的身份改写。他改写的不仅是从摄影师到艺术家的身份，还有是从一个多年去国海归的台湾人重新把自己编进了地方的历史。在海外他是个被要求自我定位的中国人；在国内他是与同行脱节的艺术家。通过这些对象和旧地他把自己锁定于某些被遗忘与被抛弃的历史中，重新建立了一种被他人所弃而专属于自己的历史。对于任何人来说，自己的历史都是专属的，历史保存只能来自持续的想象更新与行动参与。
这是叶伟立的创业，他以艺术的名份为无名的地方和游魂的废物找到社会归属，也为自己开创了身份。

张颂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