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建安:神秘、野蛮与力量

邬建安:神秘、野蛮与力量
WU JIAN’ AN: Mystery, Barbarism and Power

访谈人:杜曦云、李国华 INTERVIEWER: DU XIYUN, LI GUOHUA
访谈时间:2011年1月26日 DATE: 2011.1.26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你的许多作品创作元素涉及到远古神话,如《山海经》中的人物形象,为何对远古神话进行追溯与再创造呢?

邬建安(以下简称“邬”):我只是对远古神话当中的部分形象感兴趣,这估计与小时候读过的神话故事有关。这些故事留下的印象常常会跳出来影响我的情绪与判断,多次反复后,它们终于化为一个个饱含能量的核,根植在精神世界当中;还有,中学阶段的我难以与环境相容,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逆反情绪吧,我不大喜欢课本,对政治尤为反感,这为以后留下许多消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逼迫我不得不经常逃到神魔的世界中去躲避现实的无聊和寂寞;再者,上大学以后,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书籍,也刺激了脑海中神话形象的生长。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每一种神话系统都有独立完整性,也都有它的禁忌,但你现在却百无禁忌地将其放于一起,你选择图像时是否有所禁忌?

邬:禁忌的出现是因为害怕惩罚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或是担心自己心爱的事物遭遇某种不测。我好像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什么禁忌,但是在图像组织的时候,自己内心的向往或是厌恶总会反映出来,这时的禁忌可能并不来自某种神话体系,而是自己的喜恶了。

李:你的作品传达出一种压抑感,却又通过传统艺术形式将其表达出,你的压抑来自哪里?

邬:可能与性格有关,我有些孤僻。我相信自己可以做出非常开朗抒情的作品,但是感觉不过瘾。

我很喜欢宋元绘画那种小笔皴擦的每笔都殚精竭虑的工作方法,这让我着迷,它既麻烦、压抑又多变,但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工作者的精神强度。这样的工作好像标示出了一条劳动精神的上限,或者我们说为做某件东西而竭力追求的一种极致的状态。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也是极致,艺术家创造出了一种扎根在劳动精神中的独立存在的绝对能量,这些作品不像后来的绘画需要太多的阐释来获取能量。人们在阅读阐释性强的绘画前需要首先熟悉阐释的话语,而这正是大众难以办到的,太多阐释替代了独立个体的劳动价值,于是作品也变得没有血性了。

杜:不够实在。

邬:也有人认为它们非常高级,是雅致的东西。但我认为距离野兽越近的人越像真正的人,他的能量是积极向上的,没有“顶”。欧洲的哥特艺术就是一个例子,正因为做不雅,不能脱离野兽,所以才不停地困惑徘徊绕来绕去,但这种纠结与挣扎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鲜活激昂的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他们在追求极致时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

杜:你如何看待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呢?

邬:文明刚刚与野蛮划定界限时特别有活力,慢慢地随着文明自身的积累,它会逐渐丧失优生优育的能力。以往谈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划分,我们讲离动物近的是野蛮的,所以会有“蛮人”这种称谓,意思是他们距离真正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一贯瞧不起外族,但有趣的是,当中国19世纪中期开始,我们用“洋人”来称呼那些外来的强者,来自海洋的概念聪明地躲开了入侵者文明还是野蛮的争论,所以“文明与野蛮的界线”定义本身就存在问题。这种划分将世界刻意地分为两种对立的态势,而这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世界观,就是人们将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走向复杂这个逻辑作为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这是非常糟的。

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是春秋战国,我觉得那时人们刚刚从野蛮中寻找到了精致的文明,人身上还带有许多动物的特质,如嗜血好杀、随时会被天灾毁灭,于是人在挣扎、奋斗,在寻找向上的机会,这种状态在那时被称为“文明”。中国的文明到了明清后比较精致,但他们丧失了原有的血性!满人提笼架鸟真文明,但离开了马背,变得什么都不是!
当然完全追求野蛮也是错误,值得追求的是文明与野蛮不完全分裂的状态。

杜:有时文化过度发达反而把人本能的东西越来越削弱了。

邬:是,所谓的文化就是为人群划定保护圈,人在此圈中活动,少受干涉,这样一个圈,里面的人们就是文明的。历史证明人不应该离开其他动物,人有其自身的缺陷,人总是与人在一起就会出各种严重的问题。

杜:你所谈到的内容有潜在的话语,就是人应回到本应有的样子,即与万物更应接近于动植物的状态,文化越发达,人就越病态,所以越高级、越高雅的文化越是病态的。

邬:对。

杜:它没有原生的活力。

邬:没碰到过狼的鹿群在繁殖几代后就会出现各种生理的问题,人也一样。作为动物的一员,人应保持他原始的生命力与生命状态,他必须有物种去征服,也有物种能征服他,处在此循环当中会使他有敬畏心、怜爱心,地球会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此和谐状态需要人去经营,如果将人周围的自然危险去掉,完全按照人的理想去安排自然界中各物种的位置,那人这个物种自身就会变得孤独与更加危险。

杜:他已经不能同自然环境的本能发生关系了。

邬:对!今天的猫与狗已不再是动物,变为玩具了,同时人类给自己设计各种各样的城市、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这时地球已不再是地球,它被改变为其他东西了。

我向往野蛮与文明刚开始划分的阶段,就是浑浑沌沌、不完全是文明又不纯野蛮的状态,它特别有活力,十分容易让人们产生遐想。中国是从那个阶段走来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定义了今天我们作为人的许多重要的价值观,例如“仁、义”的古老观念,今天我们将这些作为行为的准绳,虽然多数人抓不到这根准绳,但根据它们,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能够凝聚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世界能给未来创造哪些精神财富呢?我持悲观态度。

李:为何会选用剪纸等类似于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来呈现作品?

邬:与个人爱好有关。研究生时我曾做过剪纸作品,后来又做了些皮影作品,毕业后这几年一直都在使用这个技术语言,它让我感到非常过瘾,因为需要做得非常仔细,一丝一毫的马虎和放松都不允许,否则就会出问题。

李:除了让你感到过瘾,这种耗费大量精力的艺术创作还给你带来了哪些乐趣?

邬:等待作品最终的效果是种乐趣。镂空类的创作在绘制图纸的时候很难预测最后的效果,所以总是在等,有时需要等很久才会看到最终效果,这种感觉非常奇妙,最后的呈现就好像一朵神奇的花朵在眼前绽放,这种感觉挺过瘾的。

其次,皮影这种造型语言有着极强的包容性,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刻板雕琢的严谨相融为一体,能使创作形象一方面极尽工整,另一方面又放荡不羁,所以它非常自由。

李:通过这种高度全神贯注的投入,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邬:安宁感。每天能看到作品又完成了一部分内心就会非常踏实,如果没有,就感觉像是欠了债,这可能是强迫症。

杜:你热衷的是建构一些事物,因为人总是希望不断地创造出某些东西,并让其尽可能很久地存在下去,这时他会感到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邬:对,人都有这种野心,艺术家尤为显著,他的这种野心是非常天然的。如果哪天工作做得不认真,就会有负罪感,如果工作特别认真,虽然累,但精神上会十分放松。

李:为何会痴迷于神秘主义图像的创作呢?

邬:我痴迷于它们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精神力量使我向往,具体到每个形象的力量也不同。例如“刑天”,他是华夏民族文献中所记载的最具勇武精神的形象——头被砍下了,但依然要战斗,这种不屈的精神使他根本等不及灵魂与来世,尸体就要跳起来寻敌人复仇!没有比刑天更勇敢地抗争命运的形象了,哪个文明也没有,他就是野蛮凶悍地对自己都残忍的英雄。这是非常过瘾、很有能量的。

李: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神秘主义形象符号的?

邬:之前创作的形象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没有多大关联,只要满足形式的韵律尽可以是各色神话中的形象。这两年的作品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可能与我开始关注中国的历史有关。这也许与年龄有关,二十岁时关心的是自己内心的情绪,三十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会关注历史、现世和未来的问题。

李:你是怎样看待神秘主义?

邬:我对神秘主义特别感兴趣,也有些害怕,但愿意与其在一起。神秘主义自20世纪以来已与其原本面目产生了很大差异,过去它是一种恐吓的力量,是一种凌驾在人们之上的存在物。但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它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失败的一方,并逐渐开始公开对抗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文化。在古代社会,人类无法完全征服世界,所害怕的事物来自自然环境的各种现象,比如风雨雷电,人们想去认识它们时就会创造出某种精神信仰的体系,来帮助克服恐惧感。工业革命之后,人为的造物——如蒸汽机车、汽船、大炮等等,同样开始让人不理解,同样让人感到力量无穷,从而害怕、膜拜。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完全显现出来——新的武器和新的动力系统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于是人的精神世界开始变得混乱不堪,人们把工业文明的造物替换了神秘的事物顶礼膜拜。同时,工业文明给人带来了控制万物的欲望与信念,这时的人不再有敬畏。科学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很坏的角色,它怂恿人让他们认为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而神秘主义于此阶段正是扮演着对抗工业文明盲目自信的角色,但它屡战屡败,而且阵地越丢越多。但神秘主义依然保留了部分阵地,如赌博与命运、死亡与爱情等。20世纪以来神秘主义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可以称为精神世界的定海神针,它使得这个社会不因科学的狂热、技术文明的狂热而过快地沦陷。未来的世界神秘主义还是有机会的。

李:你所认为的神秘主义是人类无法征服且对它恐惧的东西,人既掌握不住它,也不了解它,这就是神秘主义的构成,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邬:简单讲是,但神秘主义的层次与类型非常多,许多文明之所以能进步,之所以能将人凝聚在一起,就是因为有它。苗文化中所谓的“无蛊不成寨”,讲的就是流传到今天的古代社会人与神秘主义的关系。实际上“蛊”就是一种来自神秘巫仪的凝聚力,它能制造恐惧感,警告人们不要招惹它,而膜拜它就会得到护佑。因为共同的恐惧感与安全感人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结构关系复杂的社会。

杜:当你整天思考形而上问题时,是否会与非常复杂的现实发生冲突?你认为思考这些形象的意义在哪里?

邬:会,但不是特别明显,也许发生时我没特别敏锐地体察到。估计是因为我的社交圈比较简单,接触的就是艺术圈的一些人,还有些朋友和长辈。

至于思考这些形象的意义,其中既有逃避也有向往,人在逃避与向往时总希望在历史中寻找安慰。只是我认为古代精英知识分子不能让我感到特别过瘾,于是就选择野蛮、原始的上古神话形象。这些形象虽然简单、粗糙,但却是精神力量的原道太一。

杜:常关注这些神话形象,你是否会产生恐惧感?

邬:恐惧感经常有,但是可能并不来自神话形象。我这个人有点恐惧症。恐惧症其实并不是害怕某种具体的东西,而是害怕恐惧感本身,或者说害怕“害怕”。但当与神话形象相处时,恐惧与不安就会变得具体,于是不再害怕。

杜:人思考过多时会编织出自己的与现实世界不相融系统,不相融就会陷入恐惧、焦虑等不良情绪之中。

邬:我不会让自己百分百投入,因为完全投入确实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我是在有意地自己保护。

杜:你创作的神秘主义作品是为解决个人局部性问题,还是渴望建构完整的属于你个人的神秘主义系统。

邬:也许将来会构建,但现在还没有这种精神需要,而且在知识储备、个人能力方面也不够,这需要一步步来。在向目标前行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偶然,这些偶然可能会是决定前进方向的最终力量,人的主观理想并不一定能够成功引导未来。在此过程中,个人的思想高度与关注热点也会发生变化,这一切对于我都是未知,但我会耐心、积极地等待未来。

邬建安 《赤兔赤兔!》纸本着色、侵蜡、绢 中央美术美院美术馆 首届CAFAM未来展 现场

邬建安《赤兔赤兔!》  纸本着色、侵蜡、绢  280cm×500cm  2012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首届CAFAM未来展现场)

本文发表于2001年《美术文献》总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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