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熙:赏花与割肉

当代艺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传统艺术美学游戏规则的瓦解基础之上,而新的艺术行为的游戏规则则重新存活于摸索阶段之中。这种艺术功能边界的消解使得艺术不在单单讨论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情,更多时候,艺术的创作需要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提供感受力上的策应或是激活。这样以来,当代艺术所带来的展示价值催生了展览体制的迸发。多年以来,从独立策展人的出现,到双年展体制的完善,展览的意义在于哪里,至少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已经很难找寻到最为初衷的答案了。但它以介入对当代艺术作品的紧密维度上看,它应当有着同样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无容置疑的,那就是切实的行动力与问题意识。
当代艺术展览其实应当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公共事件,许多策展人和艺术家都将展览作为推动文化艺术运动的手段,这就是某种行动力作为艺术展览魅力核心的原因。当然,任何事件在全球化、资本化的社会运行之下,总会归于“批量生产”的现象之中,艺术展览也是如此。当中国的当代艺术走过30多个年头的时候,北京、上海、深圳等艺术聚集之地每天生产百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便要知道,那些无问题意识,作为消费社会副产品的展览,是否协同着策展人一起应该作为“展览饰品”的集合概念为文化大众所消费而已。那么那些以展览作为行动方式,带着迫切的人文诉求走进当代艺术境地的展览,是否应该更加得到我们的关注。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真正带有思考动力的展览,协同着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一起,为这个庞大的“被资本”的生活来一次短暂的主动,找到看见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路径的端倪。
当代艺术圈总有个和时间相关的现象,那就是每逢9、10、11、12这几个月,成为艺术展览扎堆的时间段。在同一个城市,可以多到同日数百个展览同时开幕的情景实在令人瞠目。对于观者来说,第三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正是这些斑驳林立中的一个。“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中国人的谚语总是俗到一针见血,可中国人对于“热闹”的喜爱大过对“门道”的耐心,于是有了“双十一”购物节。展览也是一样,热闹的视觉和如同奢侈品牌般效应的艺术家总是成为大家眼球的焦点。任何所谓的问题意识,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这一届的南京国际美展却把展览所要讨论的问题做实了。我们不将这次美展和那些无问题意识的饰品性展览做一次比较,因为从艺术生态上看,两者都有合法性的存在理由。但在同样用展览作为文化行动力的诸多展览中,这个“门道”就有了可以讨论的一些地方了。
我们说,思考既有疑问,而思考和疑问的关系并不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样来的三六九等,但思考和疑问面对人和社会来说却有着轻重远近之分。文化学者的研究和行为其目的就是提出问题,推进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既然当代艺术展览有着某种社会文化思辨和行动的权责,那么其背后带来的问题正是要面对社会现实而着重和高效。问题的提出和推演,其主观的载体是学者及学者群体。直言不讳,这样就会给问题的生产带来一个问题,及问题的意识形态及个人趣味。当然,并不反对文化学者们或艺术策展人们对自我学术水平的高要求、高投入、高沉浸、高产出,可当高端知识分子都在自我沉浸的时候,谁又来真正保障社会现实的切实思考,谁又来确保展览作为行动力并非停留在口号之上呢?关于文化的问题,从来就是开放的,它可以如“赏花”般的唯美动人,孤芳自赏,也可以如“割肉”般的刺痛灵魂,心知力行。孰都不能给予他们好坏之分,高低之别,可我们却要明白,在一个时代里,我们最需要的是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并确保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
南京美展的主题“萧条与供给”,讨论了当代艺术界近几年来都在回避的一个现实性问题。作为资本化景观社会的缩影,“当代艺术”市场的崛起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大时代下诸多问题合集的一个场域。在这里,谁也不用躲避着或隐晦的去暗示什么,直面这样的问题是给展览成立的重要理由。很多人认为当代艺术并不需要艺术史作为工具去讨论其构架的方式。然而,在这里,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是通过艺术史中的艺术线索,找到了一条穿越近现代历史的轴线,带出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现实发展的种种问题。强调艺术并不孤身生长,他的背后是历史的问题,也是最为真切的现实。在这次展览的参展艺术作品里,我们有趣的看到了近30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家讨论不同的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带着历史的记忆,现实的感受,应变的思考,敏锐的创造。在人文精神衰落和萧条的今天,我们的艺术能够给每个被消费冲洗而空白的大脑带来多大的供给,我们的社会的现实问题,用艺术的手段还能够给予多大的反击,这都是观展后留给人们最为准确的命题。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给我们的文化输出做足了经济后盾,而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中国人总是显现的不够自信。显然,这套艺术逻辑系统的西有化,让我们时刻都想像着自己的文化“卑微”。在大量的双年展在中国的爆发,民营美术馆的疯狂崛起,外来艺术家及艺术“奢侈“品牌大腕的进驻吸金,留给我们的本土问题意识和生存思考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加之一,形式主义的逐步泛滥,学术问题的空洞化、玄学化,有多少空间留给我们自己想明白自己的事,已经变成了奢侈。在这个看似并不宏伟的美术馆里,在这几百位艺术家的作品关连之中,仿佛给人们找到了一点面对自己的时刻。虽然由于各种空间条件和硬件设备的局限,南京国际美展的现场并不是让人感觉特别完美,局限的空间让很多作品的呈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如这次展览主题一样,现实的问题如此之多,我们的回应也应该迫不及待,当精神的萧条和物质的经济萧条齐头并进的时候,自我人文的激活及艺术的创造力就需要摆脱理性的白空间,走向另一种“节日”。换个角度看,比起依托政府资源举办的大型展览,作为个人主义情怀下的艺术行为,纵使条件的有限,我们也无需用这次展览现场和比较那些“问题空洞”带来的视觉愉悦的场域进行比较。
当然,一个好的展览,策展人的能力将会起到关键的作用,但参与的艺术家同样会让一个展览得到不一样的表现。很多策展人的策展并不夸张的说如同是一场牌局,想用一手好牌来掩盖自己的水平。当然,策展本身就不是一次打牌的赌注,如果想把展览做好,大腕艺术家的加入并不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关键还是问题意识的核心价值,其次就是如何将调动艺术家的创作,超出他们名气所带给你的“明星效应”。南京国际美展中我们同样见到了一些老面孔,王广义、张晓刚、汪建伟、展望、尹朝阳、高氏兄弟、陈文令等均有亮相。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参与有种老生常谈的意味,但如果他们作为一个展览现场的亲历者来说,可能这个想法就要打消了。“高光”艺术家的这次加入,并非没有创造力,他们不仅拿出来了新的作品,同时也拿出了新的思考。对于他们的身份来说,破除自我的僵化,找到艺术的新路径,这一点对于艺术家个人、展览本身的问题探讨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这些“高光”艺术家的参与所带来的明星效应,而另一方面也要学会激活他们,找到艺术创作的持续生命力。有些时候,资本的力量带来的是无可奈何的创造力的固化,可有意思的是,艺术的创造力就是要打破它,而这些“身经百战”的艺术家们自然会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更加兴奋,国际美展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于此同时,这次展览也将这些艺术家与朱玺、张钊瀛、双飞艺术中心、叶甫纳、胡为一、李琳琳等年轻艺术家一起展出,在同一个空间内作品发生关联,艺术家发生交流。这里没有所谓的艺术阶级化的现象,只有平等性讨论现实问题和展览主题的氛围。艺术史给了艺术家们登台的先后顺序,却交给了艺术家们此刻同样的历史问题,这就是国际美展的历史情怀。
南京或许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当代艺术发声的核心地方,自然没有他们的艺术氛围作为背景优势。一个展览,它是社会文化艺术的行为,可以走向自我的沉醉,去讨论人类问题的形而上,建立至少大部分中国人并不需要的“赏花”式“理论按摩”,也可以走向敲打人性,策应社会,去解决大部分人都需要正式的“割肉”式“现实排毒”。无论选择哪一种,事件的节日效应都会存在,可之后呢?兴许后者,作为国际下的南京美展,这次留给我们东西更多了。比起在月球上看地球的欲望,给我们带来人类思考的新视角而言,或许很多人都会更愿意坐在美展展厅里那辆破废的中巴车里,感受背井离乡的现实主义凄凉。因为,我们真的背井离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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